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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治新常态
2019-10-30 21:12:44 阅读:4391

(2013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访问并出席了CPPCC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农业劳动党和九三学社的成员在一次会议上并参加了一次联合小组讨论,他们说,为了维持惩治腐败的高压局面,他们应该打击“老虎”和“苍蝇”。摄影/本报记者贾郭蓉)

反腐败:政治新常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斯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914期

2013年1月21日,就在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必须从严治党,决不能放松处罚。我们要坚持“老虎”与“苍蝇”同时作战,不仅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还要切实解决群众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两个月内第六次谈到反腐问题。

此后,吉林的官场发生了变化,山西“崩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蔡政先后接受调查。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不到一个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永康就被击败了。他不仅成为第一个受到调查和处理的国家级官员,而且打破了“不受常委会处罚”的做法。

中共十八大后不到两年,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就有两名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落选。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人们习惯用“打雷”来形容激烈的“打老虎”、“放飞”和“猎狐”。《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而习近平称之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战争。

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来得比预期的要快。

2014年8月,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是“腐败与反腐败相持不下”。在2016年初举行的第十八届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反腐败斗争势在必行。在那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压倒性的形势“已经形成”,直到2018年底,“压倒性的胜利”才得以实现。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反腐败斗争刚刚结束六年,取得了显著成效。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只是一个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入后,长隧道的两侧是国家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终点是“两个百年”目标。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蒋明安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从严治党是实现“三个全面”的关键和前提。没有党的全面严格管理,深化改革就会产生偏差,也就没有依法治国的基础。

清华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副主任魏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四个全面”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全面严格地执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倡廉是党一贯坚持的明确政治立场,是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对党造成致命的伤害,甚至导致党的垮台和灭亡。

十八大结束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党和国家肯定会失败。”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十八届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产生了“第一声觉醒”。

“老虎”和“苍蝇”一起跳动

2012年12月6日,中共十八大后,四川省委副书记“第一老虎”李程春从马上摔了下来。

2013年5月,第二只“老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接受调查。

6月,安徽和四川两省的官场纷纷震动。安徽省副省长倪假和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从马上摔了下来。

从那以后,除了2013年的8月,每个月都有新的“大老虎”被命名。去年12月,包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在内的五名官员接受了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底,对李程春、刘铁南、倪假、郭永祥、王包师语、李大秋、蒋洁敏等16只省部级“老虎”进行了调查。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指出,十八大以来,查处官员的努力明显不同于十七大。根据前几年的经验,一年内失去马匹的省部级高级官员人数不应超过6人。

据中央党校政法系教授林哲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发生了几轮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反腐倡廉工作更加注重对县、厅、局官员的惩处,对省部级官员的惩处较少。北京、天津等地的一些省部级官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介入此案后,反腐工作的重点是查处大案要案。2008年和2009年,当许多“蚂蚁贪婪”在全国爆发时,反腐败的焦点转向了基层官员。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关于“打老虎,苍蝇在一起”的声明意味着,未来的反腐工作将不再区分官员级别,不加区别地罢工,调查一个又一个案件。

2013年1月23日,王岐山在中共党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会上指出,“当前,我们要把暂时解决放在首位,争取永久解决的时间。”

这个公式非常新颖和实用。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的十六字反腐基本方针以来,“标本兼治”一直是历届中央领导人遵循的反腐准则。

在王岐山准确总结“治标不治本”的反腐逻辑之前,各级纪检部门都强调“三个多重点”:更加注重根源,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魏松指出,从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反腐败逻辑的演变来看,十八大后的五年都集中在临时解决方案上。在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个明确的转变,既要解决症状,又要解决根源,因为早期阶段已经积累了解决症状和根源的条件。然而,他也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不仅需要临时解决办法。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在同时推动临时解决方案和永久解决方案,但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

事实上,在王岐山表达“治标为主”之前,还有一句话:“我们要深刻理解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

到2014年,以“打老虎、打苍蝇”为特征的“临时解决方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今年年初,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王岐山甚至在报告中用了四个成语——强药治营养不良、重典治乱、刮骨治毒、壮士断腕——来表达中央政府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措辞非常严厉和罕见。

同年10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王岐山第一次提出了“治病救人、根除腐烂树木”的反腐理念。他说,“党绝不会允许形成派系、派系或利益的传递,也不会允许自己主动行动,违反法律法规。”在这样高的压力下,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拒绝停止甚至加强努力,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腐败现象”,令人震惊“在这种高压形势下,谁敢主动行动,谁就要为改进党的作风付出代价。”

其中,首次使用“崩溃模式下的腐败”一词。众所周知,它指的是山西。2014年山西官场大地震暴露了系统性腐败的风险。

2014年2月,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明道从马上摔了下来。6月至8月,又有6名省部级官员在山西接受调查,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前副主席凌政策。他的兄弟,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陵,也于当年年底失业。

到2015年初,山西管理干部将有近300个空缺,包括3名市委书记、16名县委书记和13名县长。从倒下的官员人数和涉及的领域来看,从省一级到乡镇一级,腐败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层面。从权力集中的交通和国土部门到权力边缘的“清水衙门”,甚至纪检监察系统也看到了“黑暗光”。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专栏“学习小组”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山西事件具有象征意义。不仅是腐败,而且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也出了问题。在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中,倒下的官员人数惊人。

政治生态是当地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它是党风、政治作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政治意识和作风。

一些分析师借用了习近平2014年频繁提及的“新常态”一词,提出了“政治新常态”的概念。该研究小组还指出,在这个资源丰富的省份权力重组的背后是迫在眉睫的“政治新常态”理解习近平的“新政治范式”需要从“打破”和“建立”入手。

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新常态”必须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新常态”不仅要调整浅层次的法制,还要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来治理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把猫关在牛棚里是不可能的。"

2014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腐败从临时解决方案向永久解决方案转变的关键节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一是加快国家反腐败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蒋明安认为,这为中国特色的法治和反腐败新道路指明了方向。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马怀德指出,在此之前的6月份,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他指出,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经验和成就,使“不腐败”取得初步成效后,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不腐败、不腐败”成为可能。

事实上,早在2013年7月,在河北的一次调查中,习近平就表示:“建立一套规章制度非常重要。有必要拧紧笼子。关牛棚里的猫是不可能的。间隙太大,猫可以自由来去。”

在2015年的新年致辞中,习近平继续强调他应该“高举反腐之剑,牢牢抓住制度的牢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小组副主任高波表示,将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是反腐败的根本解决办法。事实上,中国有一个纪律和法律的“双重制度笼”。关键是如何加强和互补。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国齐头并进。依法执政将带来更多的法律援助。

魏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反腐败斗争中,中央政府的布局主要沿着两条路线。一是完善党内具体的法律法规;另一个是体制机制的根本性改革,涉及宏观顶层设计,如内部纪检机构改革、驻点检查全覆盖的提高、十九大后国家重点监管体系的改革。

在完善党的内部法律法规方面,自2013年5月颁布《中国共产党内部法律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条例》以来,党中央系统清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内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2014年1月至3月,中央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禁止干部超编的通知》、《配偶出国(境)国家工作人员岗位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和监督的通知》。

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指引》出台。修订后的《处罚条例》不仅增加了“任意讨论中央政策、破坏党的团结”的违纪行为,还包括近年来纪委通报中出现的“结成攻防同盟”、“组织帮派”、“肆意交换利益”等新表述。

201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问责条例》,提出“终身问责”。

2017年6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法制建设的意见》。7月,五年来第二次调整了《中国共产党巡逻工作条例》。

2019年2月至3月,发布了《中共重大事项请示条例》和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据统计,五年来,中共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项法律法规,约占中央现行220项法律法规的60%。

在反腐制度和机制的改革中,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最重要的是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改革。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芹指出,原有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反腐机构职能分散,不能形成合力;第二,调查腐败案件涉及太多的地方当局和部门。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处。腐败案件经常发生,但问责是不够的。

针对这些问题,根据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高波认为,改革路径围绕两个“顶”和两个“全覆盖”。

两部《尚书》的实质是“夺权”。改革后,一方面,上级纪委领导以查办腐败案件为主,线索的处理和案件的调查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同时向同级党委报告。另一方面,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检查主要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进行。这相当于“提高”干部提名的调查处理案件和人权的权力,促进党在纪律检查中的双重领导体制改革,加强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

同时,将努力实现驻扎和巡逻的全面覆盖。“两个全覆盖”的实质是加强电力运行约束和监管体系。

此外,从2013年4月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改革其内部结构。2014年3月,我们将继续深化“三班倒”(换工作、换方法、换作风),建立两个新的纪检监察机构和纪检监察干部监察机构,加强自我监督。到2015年底,包括335个地市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内的内部机构改革将基本到位。

到2015年3月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党的部门设立7名新的领导班子,从而满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任职的要求。截至2016年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的47个经认可的纪律检查小组全部到位,覆盖中央139个经认可的党和国家机关机构。

在巡逻制度创新方面,成绩也是辉煌的。

中共十八大进行了12轮检查,检查了277个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它第一次在一个任期内实现了全面覆盖,即它实现了对地方当局、部门、企业和机构的全面覆盖。

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数据,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下的干部案件有60%以上来自检查。山西的系统性腐败、湖南衡阳的选举破坏、四川南充的拉票受贿案和辽宁的拉票受贿案都是经过检查的。

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表面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逻辑是一条从“标本兼治”到“标本兼治”的演进之路。在深层结构中,它实际上是围绕着“不敢腐烂、不能腐烂、不想腐烂”这三个维度向前推进的。

正如需要在一个机构中促进临时和永久解决办法一样,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必须在一个机构中促进一个人不敢腐烂、不能腐烂和不想腐烂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孤立的三个部分,而是应该同时推进。”

魏松指出,由于三项任务的难度不同,所呈现的反腐败效果也不同。其中,“不敢腐烂”的效果最为明显,就是在高压下“打老虎、射苍蝇”。通过机构改革降低腐败风险和预防腐败相对来说更加困难。此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个领域都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但是“不想腐败”要求人们彻底内化清廉的作风,这就有了更大的挑战。

在蒋明安看来,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央政府的整体反腐败逻辑进行了精确的提炼,即加强对腐败的威慑,紧固不能腐败的笼子,增强不想腐败的意识。

加强党的领导

党和政府,军队和人民,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党领导一切。

除了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外,新修订的《党章》也得到审查和批准。其中,这句话是作为一项主要政治原则专门写进党章的。

习近平在给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它作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项基本战略。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0月19日,王岐山在与党的第19届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表示,习近平已经纠正了党和国家的方向。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蒋明安指出,与十八大后的五年相比,十九大后的反腐败工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加强党的整体领导。

最典型的体现是国家监督制度的改革。

作为解决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反腐败根源的一项关键措施,2016年11月开始的国家监督制度试点改革于2017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三个月内,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监督委员会全部诞生,省人大选举了省监督委员会主任。

蒋明安指出,国家监察机关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行使反腐败职能的国家机关。这一特点有三个要点:第一,国家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打击腐败;第二,反腐败职能今后将由国家监督机关统一行使。以前由行政监察机关、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检察机关行使的反腐败职能将全部纳入国家监察机关。第三,反腐败职能的行使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今后,纪委和国家监察机关的联合办公室将是这种统一领导的体现。

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界定了监督委员会的性质,即监督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换句话说,它不是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而是政治机关。

国家监督体制改革后,原本分散的反腐败力量得到了整合。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厅(局)、反贪局、人民检察院将处理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部门的所有有关职能“移交”给监察委员会。

在反腐败力量整合的基础上,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监督体制改革一直遵循“全覆盖”的理念,全面覆盖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

2018年3月20日,《监察法》得到审查和通过,成为中国国家反腐败立法之一。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图/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