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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中国向何处去
2019-10-28 16:05:26 阅读:108

(邓小平于1992年2月12日访问了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照片/新华社)

1992年:中国走向何方

中国新闻周刊/徐天记者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910期

邓小平向蛇口码头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说:“你必须快点!”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郑重回答道:“你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快点。”

这一天是1992年1月23日。根据事先安排,邓小平将离开深圳四天,在蛇口码头乘船前往珠海。这是他离开深圳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许多年后,李浩谈到了自己的理解,认为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深圳说的,“这种速度不能理解为一味地说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应该有一个整体速度。邓小平讲话后,全国将面临解放思想的压力。”

1992年,中国面临着去哪里的焦虑。

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和不断的国际社会呼唤社会主义。然而,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荡。“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舆论比比皆是。一些对外开放的措施被质疑他们是姓“子”还是“社”。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这场争论,邓小平选择了去南方。

这次旅行最初是保密的。起初,大陆媒体没有报道。只有当地市民和香港记者听说过这件事,才看到这位穿着灰色夹克的老人和近90岁的老人在广东一个接一个地参观。

人们眼中的风暴并不知道这一点。很快,邓小平南方会谈的回忆录将传遍全国,结束长期的争端。同年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中国将走向何方?邓小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皇甫平”事件

“上海发展晚了,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有上海,但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浦东像深圳经济特区一样,早几年就可以开发了。”

邓小平于1991年2月在上海这样说。

自1988年以来,邓小平就习惯于去上海过春节。几年前,他主要住在西郊酒店。相比之下,1991年的时间表非常特殊。一年多前宣布退休的邓小平,不仅登上新锦江大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聆听浦东发展开放的报告,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讲话。

“我们仍然需要谈改革开放,我们党需要谈几十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也是出于好意,一个不习惯,另一个害怕,害怕问题。我光说是不够的。我们党需要讲几十年。”

“不要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开放就很难发展经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开放。西方国家相互整合和交流资本和技术。”

“要克服对语言的恐惧,一个人必须有勇气。要开辟一条新路,首先需要有人去尝试。如果你先尝试,你必须做好失败的准备,如果失败也没关系。我希望上海人民更加解放、更加大胆、更加迅速。”

这些话无疑是当时上海的及时雨。1990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浦东,上海正在实施开发。邓小平的讲话是小规模发表和传达的。

当时,市委书记兼《解放日报》副主编周瑞金在上海市委领导家中看到了讲话材料。领导的初衷是让他了解情况,掌握宣传口径,而不是让他做记录或直接安排他写文章。然而,周瑞金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沉重和有针对性,“肯定不仅仅是为了上海,而是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总动员。”

那些年,中国不仅经历了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东方集团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剧烈地变化着。1989年,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相继失去统治地位,政治制度转变为多党制。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被临时军事法庭处决。这个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0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政权更迭。南斯拉夫被分成五个部分,东德和西德统一了。

在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形势下,几乎所有的国家媒体都在集中火力攻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在周瑞金的印象中,媒体已经有19个月没有对改革开放做出积极评价了。

邓小平讲话传达的改革信息深深打动了周瑞金。他考虑如何宣传演讲的精神。

离1991年春节只有三天了。根据《解放日报》的传统,周瑞金将在新年第一天的头版写下一千字的题词贺新春。显然,这不足以宣传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他给报社评论部的和玲和上海市委研究室的石志宏打了电话,后者刚刚在市委研究室听到了这条消息。三人决定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

1991年2月15日,羊年的第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前半部分刊登了邓小平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接春节的新闻报道和大照片,后半部分则框定了三人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署名“皇甫平”。

后来,许多人把这个笔名解释为黄浦江评论,根据周瑞金的说法,它的真正含义是在人民的指挥下协助邓小平。

此后,每隔20天左右,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新评论就会出现,直到4月12日。四篇署名文章的内容都诠释了邓小平上海会谈的精神。例如,在第二篇《改革开放新思路》中指出,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僵局”。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僵局”表现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等同起来,把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等同起来。

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更大意识》指出,“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理念,敢于承担一些风险,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举例来说,发展浦东、设立保税区、实施自由港性质的特别政策,例如自由入境和豁免出口税,只要我们仍然局限于是否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的问题,我们便会错过这个机会。

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询问作者是谁,其他人来询问文章的背景以及他们是否收到了指示。

出乎意料的是,一场舌战开始了。《当代思潮》、《追求真理》、《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纷纷发表文章,问“改革开放能不要问“社会”或“资本”的姓吗?”对于不允许问“社会”姓的观点,也可以问:它代表的是“社会”还是“资本”?

两个月后,苏联发生了一场“政变”。几天后,戈尔巴乔夫辞去了CPSU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CPSU自行解散。同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

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多谴责社会主义的言论,中国的“反和平演变”被认为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篇文章,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

同年8月和9月,一批中央媒体开始发表批评“皇甫平”的文章。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说,“皇甫平”署名的文章“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邪恶道路”、“破坏了社会主义事业”、“违反了党章的规定”和“改变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

显然,矛头不仅仅指向“皇甫平”。周瑞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的目标是邓小平。”

在雨和山的气氛中,邓小平关心什么?周瑞金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谚语:“京都老人,坐着看风和云升起。”

据《邓小平纪事报》报道,1990年8月20日,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坤、李鹏和钱其琛讨论了前一天苏联发生的事情。他说:“稳定这个词是必要的,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特别注意改革开放不能放弃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才能抓住机遇,步步高升。”

邓小平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据统计,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以及国内经济的重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速度。

“这是非常好的社会主义。”

“从一开始就对改革开放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要争辩,是我的发明之一。不要争辩,是争取时间去做。一旦争论变得复杂,时间就浪费了,什么也做不了。不要争论,大胆尝试,大胆仓促。农村改革也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这是邓小平1992年访问南方时的一段谈话记录,这次访问途经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

在焦虑、怀疑和困惑的气氛中,邓小平没有为语言而战,而是选择了直接行动——去南方。

李浩在1985年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后,每年都邀请邓小平来深圳访问。他从未实现他的愿望。但是在1992年,邓小平“不请自来”

邓小平的女儿邓琳(Deng Lin)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他心里有个想法。他不想改革开放的步伐放慢。他想继续快速前进,所以他来了。当时他经常在家里说,世界给中国的机会很少。这次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它,我们将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感到遗憾。”

先遣队到达广州,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休息”的意见。另一个要求是:“没有特别报道,没有伴随的饭菜,没有题字,没有记者,没有摄影,没有报道”。然而,在申请之后,深圳被允许记录和做书面记录。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考虑到他的年龄,那天早上他没有时间表。没想到,邓小平无法休息。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回忆说,邓小平进屋后不久对他说:“当你到深圳时,你不能坐以待毙!你快叫辆车,让我出去看看!”

自1984年以来,邓小平已经八年没来深圳了。与特区刚成立时相比,深圳此时的道路、建筑甚至花草树木都完全不同,更不用说土地有偿使用、股份制发展、证券市场建立、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尝试和改革了。参观这座城市时,邓小平感慨道:“我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

行程的第二天,邓小平参观了深圳罗湖区最高的世贸大厦顶层。可以鸟瞰当时最繁荣的罗湖区,以及深圳的大部分市区和对面的香港。

李浩希望借此机会向老人报告深圳的全景,并得到像1984年那样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他们提前在邓小平坐的地方张贴了一些介绍深圳的图片和文字。

时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李罗丽回忆说,令他惊讶的是,邓小平听到这份报告后非常激动,并开始了几十分钟的演讲。这让在场的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有料到他会说话,也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在此之前,经过短暂的一天接触,李罗丽认为邓小平是“非常安静,非常安静,非常安静的人”。在这几分钟里,除了偶尔被广东省委书记谢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浩打断外,邓小平和侃侃一直在谈话。他说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李罗丽注意到邓小平一直在用手势来增强他的情绪,他的手指微微颤抖。李罗丽随后检查了南方会谈的全文。至少有六场成都会谈在国际贸易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举行。

“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姓氏是“子”还是“舍”的问题,主要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规划和市场是经济工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正确的东西影响我们,“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是“左”。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用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在右边,而是在“左边”。“左”是革命的,好像“左”越多就越革命“事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可怕的!一件好事突然被他们毁掉了。右可以摧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摧毁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防备右派,但主要是防备“左派”。"

李罗丽用“让人耳朵发麻”来描述他当时听到邓小平讲话的感受。

许多年后,人们完全理解了邓小平的兴奋。深圳当时是中国的一个试验场。用李浩的话说,深圳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邓小平当时直言不讳地说:“看完之后,信心增加了。”

无论在深圳还是珠海,邓小平都和当地官员说了类似的话:“难道没有人谈论姓“她”或“子”吗?你被称为“她”。你是这里非常好的社会主义者。”

1月29日,邓小平离开广东前往上海。春节期间,他与上海的干部交谈,并再次强调他的态度:“到本世纪末,上海的浦东和深圳将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社社”不是“子”。这两个地方都将成为模范士兵。我们应该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中国再次进入快车道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当时正在讨论和起草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定下了基调。

这个计划和市场已经被中共高级官员讨论了很多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概念。这一“主辅论”写入了1982年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当年年底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

然而,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说,仅仅依靠灵活的政策调整不足以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举行了有大量参与者参加的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大规模讨论。

这种变化始于1984年,当时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正在实行“计划商品经济”,并决定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1987年,十三大报告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将“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定义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自1991年8月以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一直在筹备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为次年的十四大做准备,并考虑将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特别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提法。

座谈会上出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原国家计委的郭树清等。

吴敬琏回忆说,当时,与会的经济学家在与江泽民的对话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

根据后来媒体的披露,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三个内容:一是分析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悬而未决”,以及在制度和机制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其次,分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我们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被击败,输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明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遍了全国。他在讲话中说,更多的计划或更多的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中央政府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态度也得到进一步澄清。

经济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回忆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四大)起草小组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1992年5月,起草小组总结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各种意见,并总结了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曾邀请刘国光到中南海谈话,说他个人更喜欢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词,并询问了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表示赞同,认为表述简明扼要,但他有一个疑问: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计划”市场经济,“计划”很容易被忽视,“计划”对社会主义经济非常重要。

刘国光回忆说,江泽民当时说过:“计划商品经济也是计划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这一点在人们的头脑和理解中是很清楚的。在表述中没有“计划”一词并不引起计划是否被取消的问题。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告诉大家这三个提法,并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后来,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十四大的热身。

四个月后,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份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那天,邓小平在他的住处观看了现场直播。听到这个报告后,他称赞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讲。我想为这份报告鼓掌。”

(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江泽民陪同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代表们进行了24小时的会谈。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照片/新华社)

次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这一决定,吴敬琏表示,把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

中国再次